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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計收錄專論九篇，內容含蓋日常生活、宗教科儀、士人文化、城市空間、商標與廣告、舶來品等內容。全書從舊石器時代以來的庶民生活展開，論及食物、居住、衣著、歲時行事及生命儀禮等面向；其後則連接漢唐之際飲食結構的轉變，與飲茶風氣的出現。在物質生活之外，精神性的宗教信仰亦不可或缺，中古道教科儀從世俗性、生活化轉向神聖性的宗教化，就讓科儀有其嚴格的規矩可以遵循。漢代以降的士人文化，更是此書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如漢唐之間，士大夫透過「京城社會」的社交圈，尋求自我高尚化與自我認同。元代書院的發展，則與士人文化、官方的儒戶政策、理學的正統化和官學化，有著極深的關聯。明中葉以迄清初，士人的社交、狎遊、文藝活動、生活經營等面向，更存在「雅」、「俗」之間的辯證與互動。關於明清城市空間與城市化研究，則有一篇專論加以回顧。另外，明清的城市消費和廣告文化的關聯性，與士大夫在廣告促銷上的角色，書中亦有特別分析。而隨著全球化的展開，晚明以來陸續傳入的各種西洋鏡，對民眾視覺感官所帶來的影響，也是本書討論的主題之一。

作者簡介

邱仲麟

臺灣宜蘭人，1964年生。淡江大學歷史學學士(1988)、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(1991)、博士(1997)。曾任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講師、副教授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。現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。研究範疇為明清北京史、明清醫療史、明清社會史、明清生活文化史與明清環境史。

導言
——從文化史、社會風俗到生活

一
在中國，「文化」一詞，最早可溯源自《易經》賁卦所說的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」。這種「人文」教化的意涵，到了近代開始出現轉變。19世紀末以後，西方意義的「文化」(culture)，大量出現在文史學界的論著中，而其背景與中西文化交流愈益緊密離不開關係。

20世紀初，透過一批留學日本、歐洲、美國的學生的譯述，許多文化史著作被陸續介紹進中國，其中日本的中國文化史論著，如中西牛郎(1859-1930)的《支那文明史論》、田口卯吉(1855-1905)的《中國文明小史》、白河次郎(1875-1915)的《支那文明史》等，其譯本均在光緒二十九年(1903)或之前出版。而從20世紀初到中葉的50年間，中國史學界有關中國文化史的幾十部著作，大部分的歷史觀深受歐美、特別是日本文化史家的社會達爾文進化論、地理環境決定論、種族決定論、心理因素決定論等觀點的影響。

關於中國文化史的研究，梁啟超(1873-1929)無疑是一個開拓者。早在光緒二十八年(1902)，他在《新史學》就指出：「中國數千年，唯有政治史，而其他一無所聞。」為此，他將史學重新定義：「歷史者，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。」民國十年秋，他應聘在南開大學講授「中國文化史」，印有講義《中國文化史稿》，雖然內容「只能被看作歷史編纂學史的引言」，但卻是「中國高等學校關於這門學科的首出課程和首出教材」。或許他自己也感到名實不副，所以在正式出版時，改名為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。不過，對於文化的進化論，他後來有所修正。民國十一年十二月，梁啟超接受南京金陵大學的邀請，演講〈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──對於舊著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之修補及修正〉，對文化史研究的歸納法、因果分析法和進化觀提出質疑，而開始傾向循環論。稍後，梁啟超又計畫撰寫多卷本的中國文化史，這一構想部分呈現在民國十四年於清華大學開課的講稿《中國文化史?社會組織篇》中。

20世紀初以來，最早以「文化史」為題的著作，歷來均認為是民國三年林傳甲在上海科學書局出版的《中國文化史》。晚近有學者考證，此一說法純屬誤傳。林傳甲(1877-1922)的著作中，只有《中國文學史》而無《中國文化史》，而且《中國文學史》出版於光緒三十年(1904)。因此，若捨去梁啟超的《中國文化史?社會組織篇》不論，最早以「文化史」命名的專著，應屬顧康伯的《中國文化史》。顧康伯的《中國文化史》，係因在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任教之需所編，起稿於民國十年夏，完成於十二年秋，民國十四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。他在〈自序〉中提到：「歷史云者，所以考究過去時代人類生活之狀況，而明其進化之階級，俾學者於國家、於民族、於社會，知有所以改進也。換言之，歷史之功用，在考究其文化耳。」從這些文字，可以看出其受到進化論影響的痕跡。

但若就編寫先後而論，柳詒徵(1880-1956)的《中國文化史》無疑在顧康伯之前。柳書的初稿，作於民國八年至十年間，原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授課的講義，隨編隨印，發給學生，「其後雖微有修改，亦迄民國十五年為止」。該書內容，民國十四年至十七年，在《學衡雜誌》分期連載，後來並出版合訂本。民國十七年，中央大學又出版排印本。民國二十一年，在南京鍾山書局正式印行。民國三十六年，上海正中書局將其收入大學用書，重新刊印。柳詒徵在書中嘗言：

世恒病吾國史書，為皇帝家譜，不能表示民族社會變遷進步之狀況。實者民族社會之史料，觸處皆是，徒以浩穰無紀，讀者不能博觀而約取，遂疑吾國所謂史者，不過如坊肆《綱鑑》之類，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，舉凡數學、文藝、社會、風俗，以至經濟、生活、物產、建築、圖書、雕刻之類，舉無可稽。吾書欲袪此惑，故於帝王朝代國家戰伐多從刪略，唯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，廣搜而列舉之。(見頁9)

正如學者所指陳，柳詒徵反對毫無止境的疑古，而認為必須廣蒐史料加以分析，表現出明顯的信古傾向，而從書中內容也可以看出強烈的民族主義。他還認為：「歷史現象，變化繁賾，有退化者，有進步者，有蟬嫣不絕者，有中斷或突興者，固不可以一概而論也。」這是一種進化與倒退並存的文化史觀。該書自問世以後，流傳與影響頗大，胡適(1891-1962)雖指摘此書有許多疵漏，但也認為「柳先生的書，可算是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」。而梁漱溟(1893-1988)也是在讀了柳著《中國文化史》後，「深受啟迪，從而有《中國文化要義》一書出版」。

當時，在學校講授中國文化史者甚多，有些講義並未出版，呂思勉(1884-1957)就是其中之一。民國十八年，他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講授中國文化史，現存《中國文化史六講》就是上課的底稿。他在〈序〉裡指出：「文化者，人類理性之成績也。」特別標榜「理性」的文化，這點頗值得注意。該課程原定分為二十講，現存講稿僅前面六講。